西晋立国之初，年富力强的司马炎意欲有所作为。泰始初年，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、革除弊政的措施，如：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，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；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、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；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，并把像傅玄、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、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，以广闻博见，开直言之路。同时，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，兴修水利。政府重视生产，劝课农桑，经济上实施占田制，使农民依法占有一定的土地，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、从事生产的热情。
太康元年（280）到十年（289），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，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，民和俗静，家给人足，牛马遍野，余粮委田，出现了社会民生富庶、人民安居乐业、四海平一、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。因此，史称这个时期为“太康之治”。
重视农业生产
朝廷采取措施，从鼓励垦荒、兴修水利、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。泰始二年（公元267年），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。史料记载，泰始五年（公元270年），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，勤恤百姓，疏导有方，督劝开荒五千余顷。当时正遇上荒年，他郡皆闹饥荒，而汲郡独无匮乏。于是司马炎特下诏褒扬，赐谷千斛。
后来，司马炎还下令修建了新渠、富寿、游陂三渠，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。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，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。占田、课田制下的农民，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，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，都归他们自己所有。这一制度的推行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，出现了繁荣景象。史书称“是时，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。”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描述说“牛马被野，余粮委亩，行旅草舍，外闾不闭，民相遇如亲。其匮乏者，取资于道路。”故有“天下无穷人”之谚。“是时，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。”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。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，全国有“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，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”。占田、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，即太康三年（公元282年），全国有“户有三百七十七万”。表明剥削减轻致使大量人口恢复了登记，据现代学者推测，西晋至永康元年（公元300年）人口已恢复回3500万人。
保护士族利益
为保持政治稳定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，司马炎于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、衣食客的制度。法令规定，官品第一至第九，各以贵贱占田。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，以下每低一品，递减五顷。又各以品之高低，荫其亲属，荫其客户，多者及九族，少者三世。宗室、国宾、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，也都有这种特权。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，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，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。
西晋的这些措施，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，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。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，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，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。
兴修水利
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，兴修水利。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，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，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，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。
晋武帝时，开凿和修复的新旧渠道水利工程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地。其巾比较重要的有：太康时，杜予镇守荆州，“修邵信臣遗迹，激用滍、淯诸水，以浸原田万余顷，公私同利，众庶赖之，号曰‘杜父’”。淮南相刘颂修复芍陂，“百姓歌其平惠”。晋武帝组织人力扩充整修潞河车渠，灌溉土地万余顷，泽及四五个县。为防水涝，晋式帝还责令修治了兖、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。水利工程的修建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。
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，一些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，如杜予发明的“人排新器”。同时，以水力发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水碓、连机碓也遍及各地如，司徒王戎“广收八方园田水碓，周遍天下”。再如《太平御览》引王隐《晋书》说，晋武帝时“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处”。水利灌溉事业的如此发展，大大促进了西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，“太康之治”就是在这一比较充实的经济基础上出现的。
减免徭役
由于数十年的战乱，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，人口也大减。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，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。为此，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。他下令，十七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，否则由官府代找夫家。灭蜀之后，招募蜀人到中原，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，免除徭役二十年。灭吴后，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，免徭役十年，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。
泰始四年（268），晋武帝还设立了“常平仓”，即丰年收粮，荒年平粜。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，收购粮食；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，稳定粮价，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。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，要“省徭务本”，打击投机倒把、囤积居奇。
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，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，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，人口逐年增加，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，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，出现了“太康繁荣”的景象。
人口的大量增加，是“太康之治”的标志之一，也是太康年间晋王朝经济繁荣的动因之一。
奢侈节俭
司马炎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，反对奢侈，厉行节俭。有一次，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、满饰野雉头毛的“雉头裘”。司马炎把这件“雉头裘”带到朝堂，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，朝臣见了个个惊叹不已。不料，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“雉头裘”烧成了灰烬。司马炎认为，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，因此要当众焚毁。他还下诏说，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，必须判罪。
但是好景不长，西晋皇室逐步腐朽。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，奢侈成风。如何曾日食万钱，还说“无下箸处”。大族王恺、石崇互比奢侈，大臣傅咸上疏说“奢侈之费，甚于天灾”，请求皇帝制止，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，还资助其舅争富。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，而且公开抢劫、杀人。如石崇做荆州刺史，“劫远使商客，致富不赀”。
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，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、党派乱起、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，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。
晋武帝太康年间的统治有很大的历史功绩。西晋统一后实现了开疆，并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往，促进了中国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的发展，晋朝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建设都是在中国首创的，其中包括：三省制、门下省、国子学、书博士、占田制等等。
科技发明有瓷器、制图术、指南舟、楼船、凸镜聚光、脉经等等，这些成就都是在司马炎统一前后的成果。这些成果有的就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创造，只是在实现统一后，才增强了汉民族的团结，也巩固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，增加汉族人口，改变了汉末中原人口锐减的困局。
太康年间的中国是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，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在对外交往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外事活动和经济贸易，这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。
“太康之治”尽管是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，但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，为西晋王朝增添了一点光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