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炀帝在位前期国力仍然强盛，隋炀帝继位之初便决定营建东京洛阳，并于同年下诏迁都洛阳，开凿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，修驰道与筑长城，带动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，并对四周展开征讨，扩大了隋朝版图。然而由于隋炀帝过于急功好利，这些举措相反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破坏。

由于长安地处偏西，粮食供应困难。大业元年（605），隋炀帝派杨素、宇文恺等人于洛阳兴建东京（大业五年改为东都 ），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，在洛阳周边的洛口、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，洛阳宫城（紫微城）建成后，同年迁都洛阳。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，隋炀帝又注重洛阳都城的完善奢华，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为沟通江南经济地区、中原政治地区与燕、赵、辽东等军事地区的运输与经济发展，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推动了隋唐大运河的建造，大运河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，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；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，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，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，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。

然而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，消耗大量人力财力，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。掘河的民夫，经久不息地劳动，加上疾病侵袭，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。大业元年（605），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，带后宫、诸王、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，沿途之上，花费许多资金，征调许多人民 [51]  。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隋炀帝巡视北方时，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，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。隋文帝时期，在朔方、灵武等地修筑长城。大业四年（608年），隋炀帝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，于榆林至紫河（今内蒙古、山西一带）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。

大业五年（609），隋炀帝西巡，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“万国博览会”，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，炀帝大悦，以之置西海、河源、鄯善、且末四郡，调发戍卒，大兴屯田。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，县一千二百五十五，户八百九十万有奇。东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：“隋氏之盛，极于此矣。”

在东方，隋炀帝于大业八年（612）到大业十年（614）三征高丽，更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。

在政治制度上，隋炀帝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，并开始设进士科，最终形成科举制，这些都属创新的典章制度。 但与此同时，隋王朝政治腐败，“官吏贪残，因缘侵渔”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，反抗已经不可避免了。